杨宪益，1915.1.10-2009.11.23，著名翻译家、外国文学研究专家、文化史学者和诗人。
2009年，多位文化老人离我们而去，临近岁末，这份名单里又添上杨宪益。当下的北京，萧索寒冷，而初秋时节前登门拜访杨老的那一天，在记忆里依然清爽甘醇，一如先生生前钟爱的白兰地。
气质安然的真名士
杨老一生颠沛，即使在北京也搬过多次家，他晚年的最后居所在后海。杨家小院坐落在小金丝胡同，褐色的老木门，青砖灰瓦，绿藤黄花，屋内陈设素朴，盈墙满壁挂着古字古画，房厅北墙之上有一对手书条幅，上面是文物专家王世襄先生的亲笔题书：“从来圣贤皆寂寞，是真名士自风流。”这里里外外静谧的氛围跟后海这片“旅游旺区”有点格格不入，也由此提醒着有心人：这低调是有来历的。
杨老衣衫整洁，头发花白，相貌明朗，自有风骨。初次蒙面，感觉他比照片上要瘦小得多，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贵公子，如今依然气质端然。他的右手戴了一枚镶有黑宝石的戒指，因了那黑，越发衬出皮肤的白。他陷坐于一张红色的沙发，很绅士地对着我们微笑，“我腿脚不方便，就不站起来欢迎你们了”。杨老面前的长凳上摆着一个烟灰缸，据说老爷子自从去年一次脑血栓发作后，不能再喝酒，但是烟却还没戒掉。
我们跟他说，采访中您要是想抽烟尽可以随意，无需顾虑。他依然微笑着，说好。但在之后一个多小时的交谈中，杨老却滴水未进，一颗烟未抽。他的谦和以及对旁人的尊重，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。
自从去年脑血栓发作后，杨老行走不便，最近快一年没再怎么出门。一些老朋友，比如黄苗子等也都身体欠佳，很长时间都没再见。每周一、三会有按摩师傅到家里为杨老按摩，中午杨老会午睡片刻，有朋友来的时候聊聊天，其他的时候就坐在这张红沙发上，看着儿女进进出出，与家中的一只老猫作伴，安宁平静地恰似院中那棵古木。
在交谈过程中，杨老不时用手抚摩自己的下巴，陷入对往事的回忆。毕竟年事已高，有些事情记不太清楚了。但是当提到和爱妻戴乃迭的故事时，眼瞳总是黑黑亮亮的，看不到暮年光景的黄浊。那双眼里，更多的时候是平和，那种历尽世事沧桑我独然的平和。实在是惊讶，是什么力量让一位如此高龄的老人，在经受那么多坎坷之后，依然保持着如同孩童般单纯的眼神。
娶了真人版林黛玉的士大夫
杨宪益与戴乃迭，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对特殊伉俪。
戴乃迭是英国人，1919年出生于北京，父亲是位传教士，中国留给童年戴乃迭许多美好记忆，以致多年以后因为“爱上了中国文化，所以嫁给了杨宪益。”
戴乃迭就像是现实生活中的林黛玉，她有才，是英国牛津大学的高材生，她多情，因为爱而远离了父母，但冥冥中似又背负悲剧性的宿命，因为爱而坐牢、丧子，杨老娶了这样一个神似林黛玉的妻子，他们的故事，注定充满强烈的传奇色彩。
据杨老讲述，他与戴乃迭结缘于牛津，他在攻读荣誉学位第一年时认识了一些英国年轻人，他们经常一起出去划船，其中一位后来把戴乃迭介绍与他认识，后来两人就好上了。没有什么浪漫离奇的经历，仿佛一切都顺理成章、命中注定。相恋后，戴乃迭毅然放弃了法国文学专业，改学中国文学，杨宪益也放弃了法国文学专业，转攻英国文学，这种互补为他们日后在翻译界创造辉煌奠定了基石。
毕业后，杨宪益回到当时正处于战乱中的祖国。问及原因，杨宪益毫不犹豫地说道：“因为我是中国人，我根本就没有想离开中国。”当时美国哈佛大学一直力邀他前去任教，但他归意已决。回国一事甚至无需与戴乃迭商量，因为“我们已经订婚，订婚以后她自然要跟我一块回中国，这不奇怪，她的父母亲都在天津，而且她本身对中国也是非常感兴趣、非常热爱”。
这对堪称中英合璧的夫妻，克服了贫穷流离，禁受住政治迫害，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，联袂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，从先秦散文到中国古典小说，从《魏晋南北朝小说选》、《唐代传奇选》到全本《儒林外史》、《红楼梦》，丰富程度可谓罕见。杨老澄清，《楚辞》不是他们的合作成果，但他已经记不得和妻子一共合作翻译了多少作品，也不记得最后是哪一部，但他谈及一点，语气中隐隐有点遗憾，“我们想多介绍一点沈从文的作品，后来没有做到”。
杨老和戴乃迭几乎携手走过了一个甲子，他们是如何维持这么长久的一段感情，有什么秘诀？“我们俩一直很好，我认识她以后跟她订婚，再后来跟她结婚，其间也碰到过别的一些女朋友，跟她们有的也很熟，但都没有太过分的，我始终是忠心于戴乃迭，而戴乃迭也是和我一样。”
杨宪益和戴乃迭的名字这么多年来从未分开过，即使当天接受我们采访的只有杨老一个人。
上世纪八十年代时杨老“觉得不想做了”，选择退休，到了1999年11月戴乃迭去世，则完全停止了翻译工作。杨老对妻子的愧疚与思念，在他那首令无数人潸然泪下的悼亡诗里穷形尽相：
早期比翼赴幽冥，不料中途失健翎。结发糟糠贫贱惯，陷身囹圄死生轻。青春作伴多成鬼，白首同归我负卿。天若有情天亦老，从来银汉隔双星。
杨老现在或许终于可以亲自把这首诗念给戴乃迭听。
《红楼梦》最好的英译本作者
翻译界慨叹，杨宪益几乎“翻译了整个中国”。据说在欧美各大图书馆，他的译著整齐地排列，蔚为大观。但他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成就，当属他与妻子合作翻译三卷本《红楼梦》，这也是惟一一部中国人翻译的全译本，同时也是西方世界最认可的《红楼梦》译本。
杨老中学上的是天津一所英国教会中学，家里怕他英文不够好就给他请了一位女英文老师。那个老师教了他三、四年英文，算是打下了基础。也是从那时起他就开始饱览欧洲文学名著的英译本，包括哲学、历史、人类等多个方面，积累下广泛的文化知识，为日后的翻译工作驾起了桥梁。
毛主席曾表示像《离骚》这样的作品恐怕难以翻译，但杨老觉得任何文学作品都可以翻译。对于翻译《资治通鉴》这样一部巨著，杨老自信地坦言“一个月翻一万多字是很简单的事情”。
翻译《红楼梦》则是另外一个故事，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外文出版社计划翻译一批中国重量级书籍，选了具有代表性的四大名著，找美国人沙博理翻译《水浒传》未果，同时还有一个美国人翻译《三国》也没成功，《西游记》没找到合适翻译人选，《红楼梦》则决定让杨老来翻译。杨老和戴乃迭花费两年一起翻译了前八十回，当时正值文革期间，他们一度以为手稿丢失，后来得知，稿子幸运地被出版社里一个同事善意留存。但当问到若真丢了会否失落，杨老却是十分洒脱，“丢了也没有什么，那就重新再翻译”。追问其原因，他娓娓道来：“关于中国的古文，有的比较困难，像《楚辞》、《离骚》就是，后来的《唐代传奇》虽然是小说，也比较困难。翻译白话文，像《红楼梦》这样的则不同，我以前翻过半白话的书，像《老残游记》、《儒林外史》等等，这些都是很简单的拿过来就翻。《红楼梦》也很简单，我口述戴乃迭拿打字机打出一个初稿，然后再把文字改一改，就这样。”
《红楼梦》里人物众多，翻译起来会是什么情况呢？“没有什么困难，我后来想人名字太多了，刚开始像丫鬟的名字我想也把意思翻出来，后来想想人太多了也记不住，后来就决定选重要的人翻译。” 《红楼梦》里里还有很多伏笔、暗示和隐喻，又该如何解决？“也可以解决，在英语里找到相对应的，能翻的就翻，翻不了的就加注解。”在杨老的话里行间，仿佛别人想象中的困难于他而言，仅仅是一个又一个迎刃而解的小问题。翻译《红楼梦》是如此，面对人生起伏，又何尝不是。
几乎很难想象，因为翻译出全本《红楼梦》而声名大噪的他竟然其实对它不太感兴趣。“我小时候对《西游记》、《三国演义》兴趣更大一些，《红楼梦》一直没有看全。《红楼梦》太像我的老家，有很多东西我觉得很讨厌，我对《儒林外史》的兴趣比《红楼梦》大一些。”
今年9月，中国翻译协会授予杨宪益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，这个奖是翻译家个人的最高荣誉奖项。杨老也是继季羡林先生之后，第二位获此奖的翻译家。
杨老的逝去，对文化界来说是损失，对我们而言是伤痛，也令人不禁仰头慨问，送别了这一批旧时代培养出来的大家，我们还需多年才来等来下一个名字，一个能够撑起我们民族信仰的名字？
就在10月中旬，我们给杨家电话，就节目的后期制作问题想与杨老沟通，得知老先生已经住院，其时的他，口不能言，手不能书，本计划要补拍一些镜头，因为不忍打扰杨老静养，就跟杨老的大女儿杨荧老师约定待到杨老恢复后我们再登门拜访。11月初，再次跟杨老的小女儿杨炽女士通电话，得知杨老淋巴癌手术后身体不适仍在住院，但是手术成功，恢复很好，过几日便可返家。当时还跟杨炽女士约定，希望能有再次登门拜访的机会，没成想，数日后便惊闻杨老仙逝的消息。
上帝是西方人的神，他肯定也和杨老一样精通英语，英文版的红楼梦完全可以是上帝不错的读物，杨老说不定正和上帝一道诵读一块研讨，继续着传播东方文化的伟业，就像当初和戴乃迭一起做的那样。怀揣这样一个美好的念想，心中那份伤感顿时消散了些许。转头望向窗外，北京的天空已经放晴了。